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发展的空间格局和资本全球化的不断演变，始终受资本的生产、消费与积累这条逻辑主线支配着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社会渴望得到更多的财富积累，由此所造成的产能过剩是引发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摆脱其自身运行机制中存在的尖锐矛盾，试图跳出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寻找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办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家大卫·哈维（2001）把这种修复自身危机的方法，称其为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策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正是利用“空间修复”策略不断消化和吸收过度的资本积累，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转移与修复，这抑或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断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但可以长期存在的秘密。哈维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的“空间修复”策略进行了深刻的解析，认为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机制只能够暂时缓解和修复资本过度积累的困境，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空间修复”方案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使得地理空间的扩张与重组过程不断加快，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等领域都存在显著的非正义问题，容易导致空间正义的缺失（徐力冲，2017）。基于此，哈维开辟的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空间正义问题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及其形成的理论成果，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
哈维（2007）通过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批判了近代以来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认为两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为完成新的资本积累所造就的政治工具。新自由主义宣扬为社会和个人带来公平和正义，但实际上却造成剥削和财富的分化；新帝国主义作为世界贸易格局下大国资本输出的特殊产物，其本质是为少数阶层服务，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哈维，2003）。此外，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一方面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张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口数量大规模增长造成的城市交通拥堵、犯罪率攀升、贫富差距扩大、医疗保障水平降低、房价过高等社会问题。这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引起了部分空间理论学者们的关注，哈维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空间修复”这一视角分析了“城市病”产生的现实根源，认为城市化是当代社会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修复自身危机的有效手段之一（车玉玲，2017）。这一理论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了政治经济学经典的批判方式，开辟了后工业时代对城市发展问题的全新认识，将城市发展的矛盾问题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哈维作为20世纪最具盛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家之一，其学术视野和思想内涵贯穿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方面。哈维擅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结合地理及空间思维对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弊病进行批判性解读，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地理学家，也是一名社会科学理论大家，其思想经过了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后期转向马克思唯物主义，将空间生产问题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理论。
研究哈维的思想，能够以更加清晰的视角洞悉当代资本全球化发展的方向，能够以更加科学的眼光审视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文通过对哈维主要的学术思想探究，挖掘其重要理论价值，以期对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二、哈维主要空间理论探究
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空间解释的新范式，引领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形成了“空间修复”的思想，在西方的城市空间发展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哈维（2009）通过深入分析屈服于资本利润下的“空间生产”所造成的“城市正义”问题，提出应通过乌托邦理想构建正义的“希望空间”，即用“辩证时空乌托邦”作为解放策略，解决资本逻辑主宰下的空间非正义问题（哈维，2000）。哈维针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和所引起的人类生存受到的威胁、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哈维的空间理论的主要内容即“空间修复”“空间正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思想，其根本意义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和生态环境等相关问题，其“空间修复”是重要方法和路径，“空间正义”是实现其发展的最终落脚点，而“生态社会主义”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1.“空间修复”理论的评述
“空间修复”理论在哈维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其理论构建的逻辑核心。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理解哈维的“空间修复”概念，有助于认识国际资本的积累与流动在全球化背景下运作的机理，从而更准确地审视当今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治理体系。哈维（2001）在研究资本的扩张与运动过程中，通过分析黑格尔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杜能边际收入效应理论、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相关论述（参见《资本论》第一卷），认为这三部分内容可以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地理学的论述相结合，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整合成连贯的理论，从而建构更加完整的概念，以描述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的空间和时间动态。因此，哈维于1981年在《对立面》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空间修复：黑格尔、冯杜能和马克思》的论文，在文章中，他首次使用“空间修复”这一概念，以描述资本在空间中的运动时态。
哈维（2016）认为“空间修复”存在双重意义，一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资本安置”，主要指的是资本的向外扩张（目的），另一种是指资本向外扩张的方式方法（途径）。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增长的动力在于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追逐，因此资本需要不断地壮大和进行吞并。哈维通过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发现资本的积累似乎总是需要空间的扩张给予回应，类似于在新的土地上重复进行投资，在此意义上，地理空间的扩张和重组总是成为解决资本增长动力不足的办法，哈维将其定义为“空间修复”的第一重意义。另外，由于资本需要先安置、后生产，哈维提出了“空间修复”的第二重意义，认为资本需要“驻扎”在空间里，嵌在空间里，然后才能重塑空间，例如建设高速公路、港口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形成土地上的固定资本（集中）。哈维认为第二重意义决定了第一重意义，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更有利于资本的流动以及投资。
地理空间的不断转型和重组的历史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哈维（2000）认为，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资本的扩张需要地理空间予以承载，若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非均衡地理发展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再发挥政治经济体系的功能了。哈维试图通过“空间修复”这一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通过其空间的扩张和地理的重构来解决其自身矛盾及危机。由于资本在不同的国家和区域间流通，过剩的资本通过寻求其他空间并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空间资源、社会和劳动力来进行创造性的转移。但一个国家的空间资源和消费市场毕竟是有限的，虽然可暂时度过危机，却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转移”和“修复”（张娟红、刘俊超，2018）。因此，当资本膨胀到一定限度致使区域空间不能容纳时，需要摧毁这个空间，在此处的废墟之上重新建造一个新空间，或者“开辟新大陆”，找到异地的另外一个新的原始空间。
随着资本的加速积累及其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定区域的城市化同时也在加速推进，城市规模也将被重新定义，其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也必须不断地拓展，以为其资本找到新的增长点。哈维认为城市在发展的基础上应该保证每个人的公平与自由，而这种公平不应该被资本所剥夺。他在著作《希望的空间》（哈维，2000）以及《现代性之城——巴黎的改造》（哈维，2006）中所举的美国巴尔的摩的情况和巴黎城市的改造就说明了这一观点。哈维（1985）认为，资本积累总是呈现数量级别的增长，而狭小的空间无法容纳，因此空间被压缩了，人们失去了空间上的自由，正义被剥夺。为了吸收过剩的资本，应不断地进行“空间修复”，打造更加广阔的空间，以兼蓄并包的共享姿态向外界开放。该观点成为哈维解决城市发展瓶颈问题的理论要点之一，也成为其“空间正义”思想的来源之一。
事实上，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空间修复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但在短期内有助于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包括哈维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空间修复的主要场所（安迪·默里弗莱德，2002）。空间修复的实质是资本逻辑在城市中的展开和贯穿，且大都市是资本的集聚地和再生空间。空间修复既实现了资本的创新和增殖，又再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空间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资本主义当代城市的发展满足的是资本逻辑在城市发展中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况且，这种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在资本及其贪婪欲望的驱使下，不断地突破资本空间的本地生产范围，其空间生产的范围和强度不断进行地理转移和地理扩张。城市病和地理间的不平衡是城市空间资本化和不平衡的地理空间资本化的结果和病根，这种空间修复中的资本逻辑似乎从来没有停下全球蔓延的脚步。
2.“空间正义”理论的评述
当代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加快了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而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却造成了城市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资本主义正在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寻求其发展，因为空间早已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白几何体。它已成为一种工具（桑德斯·彼得，1981）。由此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对其生产空间进行摧毁与重塑，哈维（1985）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哈维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认为空间内部的资本化以及“空间修复”手段虽然能够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矛盾，但同时也会带来非正义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下，对空间上的竞争和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的本质属性，这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冲突、国家内部阶级对立和劳动者丧失生存空间等一系列问题。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面，哈维（2003）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基础上，认为时间——空间修复在资本的过渡积累问题上成为邪恶的、破坏性的一面，同时也成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土以调节资本的无限循环和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的重要的创造性补充，并将其视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中资本积累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已然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非正义性问题。
针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空间非正义问题，哈维（2000）希望构建一套体系予以解决，他称之为“希望空间——辩证的乌托邦”。该思想主要体现在《希望的空间》著作当中，“辩证的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一个自由正义的公共空间，敦促人们要进行集体反思进而展开反抗行动。哈维认为，乌托邦理想道路的实现是曲折的，其中隐含着消除阶级差别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抨击虚幻形式的乌托邦，但相信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潜力，认为工人阶级一定可以打碎资本的枷锁，建立崭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是通往幸福生活的真正桥梁。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乌托邦梦想不会完全消失，“关键在于在思想深处把它们变成政治变革力量，尽管可能会招致失败，但那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胜过生活在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根本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欲望”（哈维，2000）。那么究竟该以怎样的途径去实现呢，哈维认为应将乌托邦的理想与空间实践相统一，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空间上的自由，在这一点上，他以空间哲学和乌托邦思想为主线，将空间理论作为载体，构建了解放政治学理论，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空间布局进行了批判。通过逻辑论证，哈维分析了空间形态的乌托邦与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在历史发展中的缺陷和不科学性，认为两者必将被“辩证的乌托邦”所替代，从而才能够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正义问题，真正实现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但是，哈维在此基础上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或社会运动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解放，更多地是论述辩证乌托邦与工人运动之间抽象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存在理论上的不足。
事实上，哈维主张的空间正义是空间生产的正义，而不是空间分配的正义，他认为应该回到生产领域寻找正义的答案。因为空间分配是否正义取决于生产方式是否正义。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使得资本主义逻辑下的自由主义主张的空间生产，必然导致对无产阶级的支配、压迫和剥削，必然导致其不正义的产生和深化，也就是说哈维主张的空间正义其实质乃是在不正义的基础上寻找正义。
3.“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评述
20世纪下半叶，生态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哈维认为环境问题已成为“超阶级”的问题。传统的地理学研究对生态价值问题往往是中立的，从而导致其逐渐走向科学精神和社会现实的边缘，被社会科学理论界所孤立。因此，哈维以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创造性地将地理学研究融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以更加开阔的、新的研究视野来弥补实用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局限。哈维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包含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维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地理学深度融合，推动了传统地理学研究向马克思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发展。
哈维通过分析传统生态学者对生态问题及自然价值的阐释后发现，虽然其用“多种语言”来把问题加以阐释，却造成了话语体系的“矛盾”。这种“话语的矛盾”不仅使全部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表述变得十分困难，也容易导致政治多元性，导致各种政治思潮争论不断。为此，哈维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地理学相融合，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进行重新解释和概括，建构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过程辩证法”。这种哲学上的建构表明了哈维在分析社会与环境关系的立场上，坚持从过程出发，用发展、联系、辩证的观点去认识这种新变化。因此，哈维（1997）反复强调，社会政治问题与生态问题的讨论都不能彼此保持中立，所有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争论和计划同时也是关于社会的、政治的争论和计划，反之亦然。而哈维所提出的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试图以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生态模式，从生产方式的变革摆脱资产阶级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哈维认为，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改变，因此，要把生态问题置于社会主义轨道上，定义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规划，通过这一生态规划彻底把自然和人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哈维运用了地理的唯物史观和过程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目标。他试图通过生态社会主义规划的实施来消除异化的自然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和他人的异化关系，主张社会主义生态计划及其实施过程都要考虑和嵌入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中，要兼顾经济地理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特别是尊重地方差异和生态系统的差异，同时要考虑时空规模的变化，但是这种时空分离及延迟都会产生不公正问题。哈维的辩证乌托邦理想是与现实脱节的，因为哈维并没有给出全球反资本主义力量形成的具体答案，也就是说，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论构想。
三、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大卫·哈维关于“空间修复”“空间正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等主要核心思想的探究，可以发现，哈维通过从地理空间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致力于构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体系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为其社会治理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实践方案。从资本主义经济地理空间发展的历史规律方面讲，哈维的空间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空间理论的探索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奋斗，目前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20年底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但必须看到，我们在取得伟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诸如房价畸高、居民的生活空间和休闲时间受到挤压、城乡间、区域间及阶层间的两极分化现象的存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环境污染状况依然严峻、生态环境不容乐观等一系列发展中的矛盾问题。有效治理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借鉴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地理空间理论及其发展的最新成果。
1.“空间发展”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哈维提出的“空间修复”，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满足的是其城市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城市的空间发展应该保证每个人的公平与自由，而这种公平和自由不应该被城市资本化的空间所剥夺。由于城市化进程中商业性的城市空间开发，既具有空间资本化的本性，也具有其空间消费性价值的特点，特别是与老百姓居住条件有关的城市房地产空间的开发，出现了一些开发商在资本逻辑下投机炒作、捂盘惜售和拉抬价格现象，一些投机者在信贷杠杆的支撑下，一度出现跨区域流动的“炒房团”，造成一二线、甚至一些三四线等城市的房价暴涨，居民生活成本畸高，城市空间中资本逻辑下的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隐藏着巨大的两极分化的风险和巨大的金融风险。在城市空间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教育需求和发展需求等方面，尤其是在满足人们住房的需求方面，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理念，要出台“人地挂钩”和“人房挂钩”的保障政策，以保证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那种自由化的、资本化的城市空间发展方式难以保障居民的生活空间和消费空间的需求，甚至将驱赶低收入者逃离城市空间的中心区域，到城市的远郊区或边缘区或其他地区居住，使其距城区上班的通勤时间甚至有的长达几个小时。如果城镇的空间布局体系和交通设施及通勤车辆得不到优化布局和合理配置，虽然级差地租及其城市发展有其“中心—外围”的空间发展规律，但这势必导致这部分人实现全面发展应有的生活空间和休闲时间出现全面被压缩的现象。所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空间发展”是克服资本逻辑下的“空间修复”的必然选择。
2.在“空间生产”正义的基础上实现空间正义
哈维认为空间生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城市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主战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非正义性问题的产生。哈维通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直指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弊端，并从传统的乌托邦理论中汲取养分，在《希望的空间》著作当中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空间异化难题的可替代方案——辩证的乌托邦理想，他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希望地理学”景观。哈维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核心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所期望的是实现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人人享有平等的城市空间生活。哈维的空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关于地理空间理论的重要补充，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哈维在不正义的基础上寻找空间正义的问题，必须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要从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中找答案，在其中寻求“空间生产”的正义。
当前，在深入建设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下，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形式。在城市化的空间生产过程中，随着资本、交换价值、利益分割等要素成为投资者用以塑造空间的关键考量，如果单纯坚持以经济利益为取向的城市开发和建设计划，会产生造成空间排斥和贫富分化现象，造成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条件的异化和矛盾，进而影响人们高质量生活和幸福指数的提升。为此，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必须严格控制相关利益主体对空间资源的过度开发。在对城市空间生产条件的配置中、空间生产主体的构成中和空间产品的分配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的空间正义，必须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一方面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在城市空间规划、改造和新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保证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合理规划城市生产和生活空间。也就是说，在对城市空间进行规划、改造和新区建设的同时，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切实体现公平和正义，全面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注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高质量城市化发展道路。
3.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发展目标
哈维所提出的“超阶级”的环境问题，认为要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中摆脱资产阶级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唯一的解决途径是要实行生态的社会主义规划目标。尽管哈维的辩证乌托邦理论构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但仍然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哈维的生态学思想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辩证思维，并将其贯穿于空间生产的总体过程，这有助于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与生态系统在其变迁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辩证关系，有利于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首先需要确立的依然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唯物辩证的生态学思维正确处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过去中国国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真正实施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战略，以至于在很多生产领域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就是没有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必须真正建立起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对生态问题的高度重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发展目标不同于哈维所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目标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生态文明发展目标。此目标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路径和重点任务，体现出与时代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间发展，必将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被资本所支配的发展模式，而是真正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发理念。从根本上克服资本逻辑对空间生产、空间正义以及生态环境的控制，真正实现空间正义可持续发展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作者：张满银，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副教授，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秘书长。范城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