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内外统筹，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相继出台实施，实现了区域联动和重点突破有机结合，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时期，随着我国城镇化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宽进程的加速，都市圈逐渐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之一。都市圈是指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产业等城市功能向城区外迁移，并通过市场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形成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都市扩展区形态。都市圈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单元和参与全国区域竞争合作的重要战略平台，发挥着放大核心城市辐射力、突破行政边界束缚、实现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部地区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六省，具有联南通北、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都市圈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它的发展水平和结构特征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中部崛起的成败。本文在分析都市圈发展的现实意义和终极目标的基础上，对比中部地区核心城市都市圈的基本情况以及核心城市的消费结构，探讨中部都市圈的核心增长动力源自何处，以期为新时期我国都市圈发展探索方向。
一、都市圈发展的意义与目标
当前，为应对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和国内外产业分工格局重组，国家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成为重塑区域竞争优势的新选择和推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都市圈发展肩负着对接国家区域战略、引领省域经济、促进市县协调共融等重要意义。
首先，对接国家区域战略。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未来的区域发展战略中，要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中部地区核心城市都市圈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可以填补中部地区发展凹陷，对于完善我国区域发展格局，有效连接中部省份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城镇化地区起到重要作用。其次，引领省域经济发展。大城市演进为都市圈，不仅是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也是城市功能扩展和内含实质的跃变。打造中部地区核心城市都市圈，有利于城市主导带动形成不同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引领带动全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为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撑。最后，促进市县协调共融。都市圈的本质是高度融合的市县生产生活空间，市县的协调共融可以发挥中心城市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往都市圈的实践经验证明，哪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哪个地区就发展迅速；哪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低，哪个地区就发展缓慢。
因此，都市圈建设有着国家、省、市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涉及到解决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基础实施、资源配置、产业布局、人口流动等方面问题时仍然面临着重重难关。为解决都市圈建设推进中的问题，还需实施有力措施以解决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突破行政壁垒。过去我国的城市经济合作格局按“行政区经济”运行，行政边界内政策的一致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的顺利实施，但各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加剧了市场分割，阻碍了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区域合作中要素和产品的市场整合十分重要，然而城市间行政壁垒的存在对区域经济的联系有不利影响。都市圈发展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突破这层阻碍，实现都市圈内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多元主体的互动良性发展。
第二，协同公共服务。大城市由于集聚程度较高，一般具有更优良的公共服务，平衡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支撑。公共服务的协同能够更好地体现都市圈内的一体化效应，并能够进一步ss促进和保障人口在整个都市圈范围内的合理分布。
第三，联通基础设施。交通、通信、社会民生等基础设施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扩大都市圈人口通勤范围和就业范围，增强地区经济联系。统一的信息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加强各地区、各类数据资源的整合和综合利用，从而实现跨区域精细化管理。跨区域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多方面的设施建设则是保障社会民生的基本要求。
第四，提高配置效率。都市圈首先应该是经济圈，优化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结构是主要目的。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尽可能克服区域间运输成本的前提下强化资源的跨区域配置能力和配置效率。
第五，明确产业分工。都市圈内城市间要形成互补的产业共生关系，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市场规模及结构的差异性，通过资源共享、职能互补形成对都市圈有利的产业互补性关系。应以都市圈内不同的城市功能定位来引导产业转移方向和产业链条分工，使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紧密有致的产业上下游关联，同等规模城市之间实现错位发展，以此产生相互需求。
第六，人口自由流动。都市圈建设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新理念、新形态，需要以功能定产业、以产业引人口，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重视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以及均等化建设。要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城市功能定位，利用价格机制来完善人口的区位选择，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构建，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优化城镇体系格局，形成合理的区域空间体系。
二、中部四大都市圈发展的总体比较
中国目前有30余个都市圈，琳琅满目、天南地北，但由于客观的地理环境、空间布局、资源禀赋和人文环境差异，都市圈并不可以一概而论。中部地区六省目前均围绕各自省会打造都市圈，其中太原都市圈以太原市和晋中市榆次区为核心，长沙都市圈以长株潭三市市区为核心，是多中心、多极点的空间发展模式，合肥、武汉、郑州和大南昌都市圈的都市圈则是立足省会的单中心、辐射式的空间发展模式。
依据都市圈的一小时通勤圈（高速平均车速100km/h）概念，以核心城市为中心作半径为100km的圆形，与四个都市圈相交（见图1）。比较发现，武汉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规模偏大，通勤圈与大饼式摊开的都市圈相比有些鞭长莫及；郑州的都市圈与通勤圈几乎完全重合，现阶段来看规模比较适宜，但未来发展空间有所受限；大南昌都市圈相对通勤圈来说略微偏北，整体规模介于合肥都市圈和郑州都市圈之间，规划较为合理，既保证了都市圈与通勤圈的高度契合，也在北部预留了足够的拓展空间。
以大南昌都市圈为例。大南昌都市圈地处华东地区，长江以南。包括南昌都市圈市、九江市和抚州市临川区、东乡区，宜春市的丰城市、樟树市、高安市和靖安县、奉新县，上饶市的鄱阳县、余干县、万年县，含国家级新区赣江新区。截至2018年，大南昌都市圈国土面积为4.5万平方千米，总人口为1790万人，人口密度为397.8人/平方千米。都市圈内的生产总值为1050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58692.7元。比较发现，在四个都市圈中，大南昌都市圈的生产总值、总人口和人口密度均为最小，总面积排第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相对较高，排名第二。由此可见，大南昌都市圈主要具备三个比较大的优势：
地理位置优越。江西东临闵浙、南接粤北，自古有“粤户闽庭，吴头楚尾”“襟三江而带五湖”的称谓，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的地理优势决定了大南昌都市圈既可以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大通关改革，加强跨区域政策协调，也可以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辐射中西部地区的门户，打通都市圈南下入海通道。
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大南昌都市圈内的人均生产总值在四个中部单中心都市圈中排第二，较高水平的居民生活一方面可以推动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都市圈对人群的吸引力。
都市圈规模合理。四个中部都市圈中，大南昌都市圈规模最为合理，因为它既避免了都市圈过大导致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相隔过远，使得都市圈内城市之间的协调成本变得高昂，限制城市群内部城市的经济合作行为的可能，同时也防止了都市圈规模过小，空间布局不能完全施展、发展空间有限的不利情况。
大南昌都市圈还有三大劣势：
核心城市规模偏小，辐射带动不足。2018年，南昌都市圈市GDP为5274.67亿元，仅居全国第39位，可都市圈基础设施、产业市场、科技人才、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方面的规划布局都是以核心城市为基准来协调互动和协商引导的，若核心城市不能凸显经济地位，整个大都市圈就会“群龙无首”，各自为阵。
地区发展差距加大，郊县经济基础薄弱。大南昌都市圈内县级市偏多，上饶宜春两市市区均不在规划内，根据统计数据粗略估计，目前规划内的县及县级市的经济规模与大南昌都市圈差距在20倍左右，这种经济屏障在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小尺度区域政策的实施和跨区域协作平台的构建带来困难。
人口规模偏小，城市联系不够紧密。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人口密度来看，大南昌都市圈人口集聚态势并不明显，失去人口的支撑，核心城市的要素、资源难以向外分散，跨区域的通勤就业以及大量的人员流动也就无从谈起，就不会形成核心城市与周围的中小城市的分工、协作关系。
三、中部四大都市圈的消费结构分析
核心城市的不断聚集产生了都市圈，都市圈整体的规划发展、分工协调与核心城市的供需是高度匹配的，核心城市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都市圈的发展效率，具有天然鲜明的引领作用，并主要扮演着要素集散、中心服务、辐射带动、区域创新的重要角色。核心城市通过自身的经济辐射力，经由集聚和扩散效应，突破行政边界束缚，实现区域合理分工、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融合发展。对于郑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和大南昌都市圈这些中部单中心都市圈来说，限于圈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城市规模，其核心城市的功能更加凸显。因此，我们用四个核心城市消费结构变化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代表整个都市圈的消费结构变化。
从支出角度看，地区生产总值是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最终需求之和。消费即最终消费，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投资即资本形成总额，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加存货的变动。净出口又称贸易差额、贸易余额，是指出口总值与进口总值之间的差额。比较分析消费、投资、净出口三者在四个核心城市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情况，可以明确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进一步把握都市圈发展机遇，明晰下一步发展着力点。
（一）基本情况
本文采用2009－2018年《南昌统计年鉴》《郑州统计年鉴》《武汉统计年鉴》《合肥统计年鉴》中的按支出法生产总值构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等相关数据。由于2013 年后统计年鉴中居住消费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故将这些数据进行了修正以与旧口径匹配。
比较发现，在中部四座核心城市中有普遍规律如下：第一，生产总值的净出口占比均处在较低水平，仅有郑州是出口覆盖了进口。这一方面说明现阶段的中部核心城市无法依托出口拉动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于高质量进口商品存在相当旺盛的需求。第二，生产总值的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在2013 年后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该情况表明，2013 年后部分低端的过剩产能导致城市的投资意愿下降，在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依赖投资扩大生产来拉动生产总值已经不是最优解。第三，生产总值的消费占比均处于50% 左右的较高水平，并且在2013 年后隐隐有上扬的趋势。这一方面缘于扶贫工作和城镇化的推进释放了广大居民潜在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缘于中国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的消费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成为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点领域。
因此，积极培育重点消费领域市场，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已经成为推进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核心城市是推进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政策单元，中部四个单中心都市圈核心城市的消费结构比较研究，对于发现和培育大南昌都市圈内重点消费领域市场，寻找完善消费扩大和升级体制机制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消费结构具体比较：ELES模型
本文采取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的方法计算了四大核心城市的消费结构。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将食品、衣着和居住定义为生存型消费，教育、交通和医疗定义为发展型消费，生活用品服务和其他定义为享乐型消费，得出大南昌都市圈三类消费占比变化情况（见图6）。可以发现，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保持在50%以上并一度逼近60%；发展型消费在2014年回落至30%以下，之后稳步上扬；享乐型消费在2015年前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但于近年跌落至10%以下。这说明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尚未完全摆脱生存性的压力，同时也反映出居民对于更好更高生活水平的消费需求被逐步释放出来，但用于休闲享乐的消费仍比较吃紧。
边际消费倾向指的是新增的每单位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支出的比例，该指标可以反映居民的消费偏好，这个数值越大，表明居民的消费越愿意集中于此。就生存型消费而言，四市城镇居民食品、衣着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均有所下降。这表明随着长年持续的收入增加，城镇居民食品需求方面的压力明显减轻，开始增加除衣食之外的消费来提升生活质量。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的居住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下降，其余三市均有所上扬。由于统一口径后的居住消费数据不反映房价，更大程度上反映日常开销，所以相对来说，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的日常居住开销更为亲民。就发展型消费而言，四市城镇居民的交通通信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均经历了下降的过程，在阶段二普遍低于0.1。该情况表明2013年之后互联网的普及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极大地缩减了居民在这方面的开支。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的教育及文化娱乐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其余三市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增加较为明显，并在阶段二居于首位。这一方面说明大南昌都市圈居民“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消费观念，也反映了江西文化强省战略的有力实施促进了文娱业的发展，给了居民更多的消费空间。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医疗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增长，由阶段一的0.002上升到0.022，尽管比起同样增长的郑州仍有差距，但增速令人眼前一亮。这主要应该归因于近年医疗改革带来的医疗服务质量提升，也体现出居民对健康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就享乐型消费而言，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除合肥外普遍下降。这说明在当前阶段，纯粹用于享乐的消费仍需让位于生存与发展型消费。
需求收入弹性衡量的是消费者对某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随收入改变的反应程度。需求价格弹性衡量的是消费者对某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作出反应的敏感程度。就生存型消费而言，四市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收入弹性均小于1。这反映了食品为基本必需品的本质。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的衣着需求收入弹性则是在阶段一为0.66，在阶段二变为-0.061，同时需求价格弹性也在阶段二变为正数，表明部分衣着消费正由必需品成为吉芬品。该变化说明衣着消费中产生了较为高档的商品，这些衣着不仅仅有着供人御寒的基本作用，也发挥着在社交场合传递个人信息的重要功能，被视作一种身份的象征，是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人靠衣装”消费观念的体现。居住类消费则没有明显规律。
就发展型消费而言，交通通信在阶段一对于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来说还是奢侈品，但到了阶段二已经演变为必需品。相比之下虽然武汉、郑州也有类似规律，但后两者均为我国重要交通枢纽，实际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的教育文娱、医疗类的需求收入弹性则有所上扬。这是由于教育文化和医疗产业的新业态拉动了新一轮的消费升级，例如新医疗技术的涌入以及科创中心带来的医疗技术进步，使得医疗消费摆脱了救人治病的局限，产生了新型的民用医疗产业，如医疗美容等，让该项消费的需求再度提高，但这些产品还未丰富到使得价格降至适宜普遍消费的区间。反观其他三市，教育文娱、医疗类的需求收入弹性除了郑州、合肥的医疗外几乎均有所下降，这侧面反映了三市城镇居民初步的消费升级已经完成，正处于消化成果的阶段。
就享乐型消费而言，武汉、郑州的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类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普遍由阶段一小于-1 的情况上升至逼近或大于-1 的情况。这说明在阶段一由于收入水平过低，居民对于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产品价格反应均比较敏感的情况有所好转，现在已经能够较为自由地消费享乐型产品。反观大南昌都市圈和合肥，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类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在阶段二都变负为正。这直接说明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类的消费升级趋势落后于居民的客观需要，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许多应该被淘汰的产品仍活跃于市场一线，居民对高质量享乐型消费的需求无处释放。以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中的家政服务为例，高级家政服务市场在武汉已经较为成熟，但在大南昌都市圈仍比较初级，有不规范成分在其中。大南昌都市圈享乐类的产品进阶还在酝酿之中，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势在必行，需要让多余的低质产品进阶为优质产品供居民消费，完成消费升级。
总结来看，随着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发展型消费的比重逐步升高，但相比其余三个核心城市，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仍比较突出，享乐型消费则没有明显增长势头。而且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的非基础消费日渐集中于教育文娱和医疗上，正进行着新一轮的消费升级，但步骤上略有落后。相比之下，武汉、郑州、合肥三市已经处于消化升级成果的阶段。此外，大南昌都市圈城镇居民对于生活服务、其他类目中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供给产品的质量落后于现实需要。不过，这种情况并非大南昌都市圈特有，在合肥、武汉也有类似体现。
孙久文,李承璋.中部地区核心城市都市圈发展与消费结构优化 ——以大南昌都市圈为例[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0(01):12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