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张林 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商学院

一、异质性、外部性与国际合作理论

国际合作是国家间在一定环境背景下在某些平台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经济、政治、生态合作的形式，国际合作涉及至少两个及以上主体，获取利益是合作的核心，但是，利益受到了合作主体的条件差异性、合作的外部性、合作的平台与制度建设状况、合作历史、地缘政治和地理临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可以从合作动力与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区分（见图1）。

图1 国际区域合作的逻辑示意图

（一） 异质性是经济合作必要条件，外部性影响经济合作动力

异质性（heterogeneity） 就是在某一领域各种成分复杂多样、非均质。异质性是国家合作的必要条件，经济异质性包含了资源异质性、资本异质性、劳动异质性、产品异质性、技术的异质性、市场异质性等（WachterK.W.，Freedman D.A.，2000），正是不同的国家和区域拥有异质性的经济资源、技术、产品和市场，才有区域之间的贸易、交换和合作。从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到雁行模式、钻石模型、克鲁格曼国际分工与收益递增模式，国际合作理论逐步强调地理资源的差异性、技术的差异性作用，奠定了区域合作条件的理论基础。

所有的外部性现象均依赖于人的相互活动，外部性是经济合作的动力来源。按照外部性的来源及其持续性，经济行为的外部性不仅表现为金钱的外部性，也表现为技术的外部性。金钱外部性是指经由市场(中间投入品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传递的效应,被称之为静态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简称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不一定经由市场传递，往往是产业内不同公司间的知识共享或者学习模仿引起的经济结果，是动态外部性的来源（王廷惠，2008）。经济外部性存在正、负外部性的区分（H.Charles，1999）。在经济合作中，外部性的正负在经济过程中表现为外部收益和外部成本关系的比较结果，经济学的世界需要尽量减少负的外部性，促进经济合作，只有正的外部性才能促进合作的持续进行。

（二） 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

由于资源、技术、制度、效率等异质性都会转化为外部性的合作，进而促进技术异质性的升华。在动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是一个演化过程，合作的战略框架需要考虑条件和动力转化。就国际经济合作影响条件来看，需要考虑制度平台、合作历史和地缘政治环境等重要影响因素。

区域合作不仅需要考虑基础设施等平台建设，更需要考虑合作的制度框架以及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经济合作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资源的非帕累托最优配置,如何进行激励机制设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双赢”涉及利益分享问题，经由市场的金钱外部性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建立起一个合作各方长期互信、对各方都有法律约束力的政府间的协议与条约。市场机制下，同质性资源和产品往往产生竞争，尤其是技术的同质性会导致竞争，异质性的资源和产品则能够为双赢奠定基础。异质性与区域合作是互动关系，经济发展与合作中异质性的表现是多样化的，但是这些异质性的条件未必能够带来持续合作，或者产生“拉美陷阱”导致合作持续性不高。因此，金钱外部性往往是合作的现实目标，但合作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获取，更多地是主体能力的培养，加强技术投入，实现经济合作中技术外部性的获得应该是根本动力。

基于技术外部性观点，国际经济合作不仅是产品的市场交换，也是主体间的信息和知识交流。虽然技术、产品都可以经由市场进行交换，但是，技术交易及其外部性更加复杂，不能仅通过价格信号传递，也不能仅通过贸易方式解决，技术外部性更多依靠非贸易方式来解决。Uzzi (1996)认为信任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根植于关系之中，有利于与能力和信息相关的默性知识（tacit knowledge） 的交流，更有利于解决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信任建立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正的外部性合作历史，不仅可以形成共同的认知方式和归属感，而且可以强化合作双方的信任，提高合作效率。

地理临近也是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可以降低区域合作的物质空间成本，提高金钱外部性，也可以提高企业之间互动程度，进而提高知识的空间传递效率，获得技术外部性。同时，地理临近会刺激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产生，社会主体在反复的社会交往活动中逐渐形成共同的认知方式，以充分交流信息和分享知识，因此，会逐渐固化了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情感交流、价值判断等贸易依赖的特征。但是，地理临近受到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地缘政治是不同权力角逐的表现，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外部性的达成与分配，也影响地区的安定，地缘政治环境良好，会有效促进合作效率，反之亦然。

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历史回顾：炫耀历史到务实现实

（一）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强化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开辟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汉书·地理志》），唐宋时期达到辉煌，明清时期急转直下。但是，相对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日本学者三杉隆敏（1967） 提出而后逐渐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起航线，即南海起航线和东海起航线，越过马六甲，可达印度、波斯、非洲东部地区，向东则可以到朝鲜和日本，此外，似乎还存在一条到达南美的航线。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地区主要位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是古代中国同域外开展贸易的海上通道，中国输出的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金、银、书籍等，从域外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象牙、琉璃、玛瑙、明珠、宝石等，贸易之余，宣传中国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方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促进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并建立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一笔重要的历史无形资产。但是，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颠倒了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的地位，政治文化的炫耀成分大于贸易成果，成本投入大于贸易成果，偏离经济本质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此走向衰落。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是务实的南南合作的地缘政治线路

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比，21世纪再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全球化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经济的基本要素。海上丝绸之路衰落时期，正是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快速扩张、民族主权国家观念确立的时期和全球化逐步形成的时期。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崩溃，致使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新独立国家多处于南方，成为南方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但是长时间受到美苏争霸构成了霸权主义支配。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世界正向多极化格局方向演进，美国、日本、欧盟、中国、第三世界国家都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多极力量，其中，第三世界国家正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新生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方国家试图通过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来摆脱成熟资本主义的控制，但是，在两极格局中收效甚微。因为，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南方国家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政治独立后，经济独立却举步维艰，存在依赖原来宗主国的关系。在多极格局中，老牌市场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塑造对于多极化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向极为重要。美国是老牌市场国家中的绝对第一，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的表现无疑是令人瞩目的，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世行称中国经济总量2011年已达美国87%，预计2014 年年底超过美国。但是，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内外部约束，内部约束来自于经济增长质量转型与市场的扩展问题，外部约束来自于以美国为主的老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战略空间挤压的问题，例如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返亚太并构筑了“三个岛链”就是挤压中国地缘战略空间。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既是南南国家之间的市场开放和共享促进和平发展，又是重塑南南合作的地缘政治路线的重要契机，也利于中国务实地拓展国际政治经济空间，有效提高国家能力。

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背景与机遇

（一） 全球市场经济迅速扩张带来了巨大的金钱外部性

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各国成为利益共同体的攸关方，致使它们深刻认识到合则共赢，斗则具伤。虽然世界局势在局部存在战争、紧张或者动荡，但是，整体和平、稳定，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同需要在和平环境下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发展目的。

海上丝路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虽然资本有限，但是市场空间广阔，为获得金钱外部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例如，2013年中国对东盟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额为4436.1 亿美元，增长10.9%，2013-2014 年度中印贸易额发展到495亿美元，中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国，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8.7%，2013 年中非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2012亿美元，同比增长5.9%。

经由市场来实现发展目的的和平崛起道路是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也是向第三世界国家乃至世界全方位、多角度提供中国自信、发展、开放、文明的重要经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建不但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共享市场获得金钱外部性的重要机遇，也是向世界重点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有利于破解“中国威胁论”。

（二） 全球产业链断裂下的技术外部性

全球市场导致了产业分工和技术分工的深化，但是，全球分工在地方上的表现并不一样。在当前的全球市场经济中，既存在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的北方国家内部的产业链的水平整合，也存在北方国家与落后的南方国家之间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见图2）。

图2 全球经济整合示意图（图中实箭头线表示强外部性，虚箭头线表示弱外部性，方向表示外部性的主要来源）

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资本差距，更表现在产业技术差距。由于历史原因，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外部性的能力和机会都受到了制约。由于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的北方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顶端，主要集中于研发、设计等上游环节，属于创新型经济体，经济合作中无论金钱外部性还是技术外部性都表现强大，而南方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在垂直整合的产业链中，南方国家主要依靠输出资源发展经济，“资源换资本”的模式很容易陷入“资源诅咒”，金钱外部性较强，而技术外部性较弱。虽然存在南南合作的形式，南方国家经济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产业分工状况受到北方国家的约束，内部产业链的水平整合程度较差，金钱和技术外部性都弱。

中国居于南北方国家之间，经过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融入全球产业链并占有重要席位，正在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迈进。这既需要与北方国家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也需要南方国家产业链的水平整合，理应成为南北合作的“中转站”与南南合作的重要成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以强化中国与沿线的南方国家进行产业链的水平整合，“焊接”断裂的南北合作产业链，推动产业“协同演进”，成为金钱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快速转化的枢纽地带。

（三） 世界能源分布差异性背景下的中国能源安全

能源依然是现代经济发展必要的投入要素，能源长期短缺是世界难题，主要因为能源生产地、消费地的地理差异性，以及老牌市场和新兴市场国家能源需求的差异性，这两种异质性强化了国际合作中对能源的争夺。2012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以常规化石燃料为主（见表1），石油、天然气、煤炭仍是世界各地区主要的消费能源，核能和水电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较少。另外，能源资源的空间分布和消费地不对称（见表2），常规能源的探明储量和生产量在地理分布上基本一致，而常规能源的消费量与它的探明储量和生产量在地理分布上存在较大的非均衡性。

2012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速有所放缓，但新兴经济体因经济复苏对能源的需求增加，加剧了世界的能源短缺。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能源消费的净增长再度全部来自新兴经济体，仅中国和印度就贡献了近90%的全球能源消费净增量。在全球能源短缺的战略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发展对能源需求量巨大，而中国自身生产能力有限，能源缺口巨大。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或地区能源资源极为丰富，尤其是“世界油库”的中东是全球举足轻重的石油生产地和出口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国家协调内外资源保障能源战略安全的重要环节。

（四） 劳动力要素分布不均与全球流动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全球范围内流动，劳动力市场流动是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的重要载体。虽然国际劳动力市场上总体存在供大于求状况，但同时也存在结构性短缺，全球劳务或者服务合作在迅速展开。欧洲、北美、亚洲（日本及新型工业化国家） 是全球劳务市场最主要的输入国家分布地区，年输入量估计3500 万人以上，输出劳务人员较大国家主要是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等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劳动力全球流动结构上存在“两端大，中间少”的格局，即高技术人才和3D（脏、险、累） 人才输入量大，而中等技术平人员的输入量较小。

在中国，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人口红利正在逐渐丧失，近年东南沿海地区不断传来“用工荒”是明显例证，未来20年，中国劳动力短缺将成为严重的问题。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南方国家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中国可以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契机，通过投资“走出去”和劳务外包“引进来”的模式与南方国家开展广泛的劳务合作，实现经济共赢。

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地缘政治的挑战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区域跨度大，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政治体制差异较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存在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

沿路政治环境是否安定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发展影响深远，主要的南海起航线上，主要受以下几个政治因素的影响：

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缘政治环境是影响“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问题。南中国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但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在南海均存在岛礁争议，争议在短期内又无法有效解决，导致南中国海地缘政治环境不稳，尤其是近期菲律宾、越南试图将南海问题复杂化、国际化，构成重大挑战。

破碎的中东地缘政治环境深刻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星月地带的核心区域中东地区是陆权与海权交汇的边缘地带，地缘政治版图碎片化程度高，巴以和谈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问题长期存在，近来伊拉克局势不稳、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在此广有根基，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严重影响因素。

部族主义盛行的非洲会影响市场的同一性。据统计，非洲至少存在700 多个部族，嵌入于50 多个国家中，部族主义的盛行常导致部族矛盾、部族冲突的发生，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地区稳定，而且根本上造成了市场分割，降低交易效率。

（二） 海洋战略的多国竞争问题

21 世纪，各国都在强化海洋战略，建立战略合作平台及其制度和基础设施平台，多国竞争问题是中国在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遇到的另外一个挑战。美国、欧盟、日本是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最强有力竞争者。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2004 年底出台《21 世纪海洋蓝图》的海洋政策报告，并相继制定了《美国海洋行动计划》作为落实《21 世纪海洋蓝图》的具体举措；③欧盟则在大力推动欧盟范围内“海上高速公路”的大发展，而东方“海上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将纳入战略议题；④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对海外资源和市场高度依赖，又有天然的港口优势，日本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海上航行安全，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角逐者。海洋战略的多国竞争的实质是对全球市场外部性的竞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外部挑战。

（三） 地理临近性与中国主动权问题

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起者，中国综合国力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离主导“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尚有一段距离，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的主动权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又一个挑战。这种主动权存在“距离衰减规律”，即离中国越近，中国越有主动权；离中国越远，中国的主动权越弱。自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贸区以来，中国与东盟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经贸联系迅速发展，当前正在加强“互联互通”建设以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可以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合作提供范本，例如中印设立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中东国家设立经济战略合作区、中非全方位的合作区等。但是，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中国影响力不仅受到距离衰减规律的影响，也需要慎重权衡南方发展中大国在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竞争。例如，印度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一直在谋求印度洋的霸权，有成为地区大国的雄心，近年经济增长速度惊人，2013年印度GDP排世界第八，为21170 亿美元，会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导权进行争夺，形成挑战。

五、“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要对策

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需要充分关注异质性与外部性之间的关系，创新合作观念，积极稳妥化危为安，实现共赢。

（一） 尊重差异，和平发展

现代主义强调标准化、同一性，而20 世纪末开始的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多元化和差异性，“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在多元而差异的世界中进行，要着重处理好四个差异性的问题：地理差异性、经济差异性、政治差异性、文化差异性。

地理差异性，尤其是资源的地理差异性，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依赖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差异性的农产品、海产品是重要的合作方面。经济合作不是为了消除差异性，而是突出差异性，建立经济体系的特色是价值和利润的重要来源，也是体现区域技术和文化特质的重要载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应该采取蓝海战略，建立异质性的产品市场，以避免各国之间的同质竞争。文化差异性自古就存在，差异性的文化要通过创意经济、文化交融来体现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共同保持文化多样性。政治差异性无疑是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最关键因素，需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尊重在差异基础上求同存异，共同做大蛋糕而不局限于分蛋糕，面向未来而不是纠结过去，实现在地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持续合作。

（二） 金钱、技术外部性双赢

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理论强调合作的技术外部性，合作双方通过经济分工-塑造比较优势-获得专业化效益-分享专业化分工的外部效益-深化新一轮分工的演进过程，才能够持续合作，并实现金钱、技术外部性的双赢与合作方的持续增长。

毫无疑问，与北方发达国家经历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经济缓慢的复苏相比，中国经济表现“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产业链处于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间，是全球技术整合的“中转站”。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中国要充分发挥“中转站”作用，树立市场换技术、技术拓市场的战略思维，强化技术外部性在合作共赢中的主导权地位的塑造作用，加强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区或国家的合作，充分利用巨大市场来换取专业化技术，强化市场的技术外部性作用，强调技术合作的溢出与扩散效应，避免经济贸易模式带来的单纯金钱外部性、没有技术外部性导致的资源诅咒，也避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陷入对发达国家“技术依赖”恶性循环陷阱，实现各国经济与技术的螺旋形上升的分工协同演进。

（三） 强化公共平台和服务提供，提升软实力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大量投入公共物品，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需要强大国力的大国承担责任。中国应当积极承担起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角色，可以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可重点考虑以下方面：第一，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主动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合作方案，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信息平台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积极参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际水域“灯塔”、航线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第二，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机制与安全保障联盟，强化海上交通、港口等建设，联合保障安全畅通，提高海盗的打击力度及共同防范海洋安全威胁。第三，积极与国际海洋法相关机构合作，着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际水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熟悉预防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油轮泄漏等规则制度安排，并尽力提供一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第四，未来几年中国应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热点地区派遣更多特使，宣扬中国外交善交朋友、不树敌等优良传统，让沿线国家亲身感受新兴大国带来的好处，制度化特使安排并提供更大投入与人员配置。

（四） 组团格局、突出重点

由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到的范围广泛，如何稳步推进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中国适宜采用“组团格局、重点基地”的战略措施来确保建设顺利展开。组团格局，就是要按照地缘政治经济的相似性，区分东南亚、南亚、西亚、地中海、东非、拉美分别展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核心内容、战略模式等，重点基地建设则是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分区战略，按照点、轴、网的基本模式制定相应的港口重点基地、交通沿线、广大腹地战略重点，建设地区的局部安定区合作基地与典范，辐射该区域，促进市场最大化，也便于空间组织。

在“组团格局和重点基地”建设战略思路下，南海航线上的国家主要是南方发展中国家，其中，南中国海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自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中国和东盟各领域的合作有序开展，成就显著，目前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战略将双方的合作推向新的水平，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模式，为中国与印度、中东、东非、拉美等地区互利双赢的市场合作树立了典范。